01

“地摊经济，人间烟火。”

总理一句话，地摊儿这种灵活的经济模式，一时之间成了香饽饽。稳就业、保民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发展摆摊经济……

但眼前这火红的一切，在张楚岚眼里，都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准确来说，是与自己所在的城市民宿行业，没有任何关联。

“我特别不明白。”

作为上海一名资深城市民宿运营者，心直口快的张楚岚至今都没想通。

民宿作为微经济的代表，能带动不少就业，稳定民生；同时，也能盘活上下游产业链，为当地的文化旅游、餐饮休娱、装修设计、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经济价值。

无论规范性还是经济价值，民宿哪一点不比地摊强？现在各地在鼓励地摊，为啥城市民宿还管这么严？

更让他憋屈的是，其他行业好歹有个疫情后开放的期限，哪怕是心理预期，城市民宿行业似乎是被遗忘掉一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从1月疫情爆发伊始，城市民宿遭遇全线封停。只不过，和其他行业不同，作为一个尚处于“灰色地带”的新兴产业，注定要遭受更多磨难。

张楚岚在上海经营40多套城市民宿，疫情爆发后，他陆续接到房源所在地派出所、居委会各种通知，要求暂停城市民宿经营活动。出于对各方负责态度，张楚岚和同业积极配合，暂停经营，由此造成损失，也自觉承担。

即便如此配合，张楚岚们还是遭遇到很多强制执法。

“我被居委会大妈轰出来了。”

2月初某一天清晨六七点，张楚岚突然接到一位女房客哆哆嗦嗦打来的电话。原来，自己运营的一个房源，接待了一位年后返沪工作的女士，正在房源内执行自我隔离14天。刚刚住了3-4天，几位居委会大妈突然出现，态度激烈的将其轰出房间，房间钥匙也被没收。

让张楚岚气愤的是，接待这位女房客原本符合官方要求：健康码查询确认、身份证登记、自觉14天隔离……如今说轰出来就轰出来，更莫名其妙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没有居委会、派出所甚至小区物业的人找自己“问责”、“了解情况”，也没人把房源钥匙还给他。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张楚岚的经历不止如此。过去几个月，自己经营的房源经常被贴上禁止经营的封条，同样没有任何人找他。被逼无奈的他曾主动找到相关居委会和派出所询问，最终得到的答案是：

他自己或者其他人和房东签订一个房源长租协议，将这个房源彻底转变为长租房，才能摆脱经常被查封的状态。

没有商量、没有沟通、没有协调。

地摊儿经济火爆之后，张楚岚寄希望于城市民宿也能够搭上这股春风，结果却是，城市民宿行业静悄悄。

“再等等看吧。”张楚岚言语间满是无奈。

02

在北京经营城市民宿的诸葛青也在默默等待。

北京各监管部门对城市民宿摸底工作做得极为详细，绝大多数城市民宿都被派出所、居委会有效监控，正因如此，北京城市民宿运营者们和监管者有一种特有的默契。

自疫情爆发，在北京经营者多达200多套房源的诸葛青和同业们第一时间接到来自派出所、居委会的通知：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诸葛青也很配合的当即就停止房源接客，选择通过长租等方式，止损回血。

“北京的城市民宿经营者都很明白，不应该也没必要和监管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一旦被抓住，所面临的处罚是极为严苛的。”诸葛青从不敢试探这条底线，事实上，北京这四个月管控之严，几乎很难给到城市民宿经营者一点点生存空间。

线上，几乎所有预订平台都应要求关闭了预订通道，让绝大多数运营者丧失90%渠道客源。

线下，各大小区严格的出入检查、实名登记、居委会巡查、小区举报机制等，让疫情期间每个陌生人的出现，都将触发高级警报装置。

对于北京的城市民宿运营者们，当年自己在这个城市怎么风光、怎么赚钱，如今就怎么苟延残喘、怎么血流不止。

北京城市民宿，早已死伤成片，只是少有人知罢了。

诸葛青现有房源残存不到1/10。他期盼的未来也一再被延迟，原本城市民宿预订平台放开的时间是在4月30日，后来被再次延迟。原本认为北京疫情得到控制，全国两会也开完了，地摊儿经济也火起来了，城市民宿是不是也可以放开？

现在来看，似乎监管方并没有任何要提早放开的迹象，甚至是否会再次被延长，也不好说。

诸葛青特别在意“规范”两个字，城市民宿的出现，让曾经很多不规范的日租房、廉租房、隔断房等存在重大隐患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被更加科学、合理和可控的居住方式替代。

这应该是监管方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方向，尤其是在地摊儿都能被鼓励的今天，有什么理由不给城市民宿开个口子呢？

“希望更多人能够理解并推动城市民宿管制尽快开放。”诸葛青坦言。

03

“再怎么说，北京、上海大政策都是在鼓励发展城市民宿的，从业者都有出头之日，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在珠海，城市民宿从源头上就被掐死了。”

王也这辈子第一次蹲进拘留所，就是因为城市民宿。

2020年1月某一天上午9点多，他接到派出所电话。

“当时片警告诉我，我之前负责的一套房源是不是最近又有人来住了，让我来解释一下。”王也回忆，结果自己一过去，就被带进拘留室，审讯了一下午，直到晚上公司派人缴纳了3万元罚款，并保证不再做城市民宿房源运营之后，才被放出来。

他现在回忆起来都有点后怕，万一留下案底怎办？是不是会对未来产生不利影响？

到现在他也弄不清楚。

王也所在的企业，是国内知名城市民宿运营服务商，早在两年前，他就被派往新兴市场—珠海，拓展城市民宿业务，原本一切顺利。

直到2019年初，《珠海经济特区旅游条例》正式实施，其中针对城市民宿运营有核心四条：

第三十三条 在住宅小区内提供经营性住宿服务的，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经专有部分占住宅小区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二）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住宿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三）涉及改变住宅使用功能的，应当依法经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四）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管理规约的约定。

本条例所称经营性住宿服务，是指利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住宅，开展按日或者小时计价收费，提供住宿必需的用品和设施，并有服务人员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活动。

城市民宿想要顺利达到这四条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基本意味着珠海对城市民宿说了“NO”。

不仅如此，2020年4月，《珠海经济特区出租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这一管理条例中涉及城市民宿的部分要求依然苛刻，例如：

第十六条【成规模出租住房规定】出租人出租同一建筑物内住房在十间以上或者床位在二十张以上的，在出入口、主要通道等公共区域安装使用视频监控设备，留存监控录像资料时长不得低于三十日，且留存期间不得删改或者非法挪作他用。

“这个管理条例一旦通过，珠海城市民宿基本上就被全面扼杀了。”王也叹息到，如今自己公司在损失超过百万之后，全面撤出了珠海市场，自己也在一个月前离开珠海回到总部。

在谈到珠海是否还有可能接纳城市民宿时，王也笑言，地摊儿都能重新摆起来，偌大一个城市民宿领域，肯定不会死绝。

即便现在，珠海对城市民宿的需求依然存在，很多城市民宿还在私下经营，比起北京和上海，珠海可能还需要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吧。

事实上，城市民宿这几年在全国多个城市经历着少有人知的“经历”，王也所在的企业有着诸多辛酸的遭遇：

珠海

必须小区50%居民同意才能做民宿。否则罚款1-5万元不等。

政策没法落地，不知如何征求小区居民同意。

派出所拘留员工，给民宿贴封条。

总计罚款6万元，才放出员工。

北京

派出所定义城市民宿为黑旅馆。

态度强硬。

带走客人到派出所做笔录。

运营负责人，大多数时间都在与监管部门打交道。

厦门

之前做了上百套民宿，结果派出所要求全城城市民宿被禁止。

小区门口抓客人，抓管家。

如今一套都做不了了，损失很大。

南京

城市民宿管家传唤没去，被派出所通缉，有一位做高铁被抓了。

广州

街道居委会要求房东办理出租屋登记时，必须签承诺函，不能做日租房。

导致租房做民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

04

城市民宿行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三点：房源标准化、房东职业化和监管合规化。对经营者而言，需要不断提高经营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保障服务稳定性，这是行业基础；在监管层面，平台方也需要配合各地的有关部门，一起去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张楚岚对于上海的城市民宿监管方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很多区域的派出所、居委会在不断放大矛盾，制造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又有部分开明的监管机构在鼓励、维护城市民宿经营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不久前，张楚岚作为城市民宿经营者代表，专门参加了一个由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毫无保留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引发当场多个上海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关注。

就在4月，上海徐汇区天平街道发布了《天平街道关于辖区互联网短租房进行租赁登记备案的公告》，该公告指出：

按照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统筹推进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复市提速扩面的精神，互联网短租房业务将可在近期恢复（具体恢复时间待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公布）。根据《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街道办事处负责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辖区内短租房屋的管理工作，对于有意向将房屋作为互联网短租房再出租的房屋租赁当事人，请在与房屋产权人、使用权人或其他具有出租权利的权利人签订租赁合同后，及时前往天平街道社区综治工作中心窗口办理登记备案。

“这才是监管机构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张楚岚直言，和城市民宿运营者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存在问题、一起规划未来发展，才能让各方受益。

6月4日，在上海徐汇区天平街道还进行了一场名为《老洋房里的“互联网短租房”，疫情后还管得住吗？》的网络直播活动，将这些存在矛盾的问题公开展示，各方积极讨论，共同商议解决之道。

越来越多从业者希望能够将上海徐汇天平街道这种对城市民宿的态度和做法能够推广到其他地方。

“和地摊儿一样，城市民宿也有自己的烟火气，也能够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诸葛青在城市民宿行业兴旺的时候，公司员工就有20-30人，都是热爱这一行当的年轻人。如果再算上产业链上的保洁、布草洗涤等环节的就业机会，城市民宿实际上也在通过实际行动有效拉动就业。

“我感触更深的另一个案例，我们代运营的一套房源，房东是一位体弱多病，停薪留职的大学教师，全靠这套房源带来的短租收入养家糊口。”诸葛青坦言，尽快恢复运营是帮助这类群体解决生计的有效途径。

借着如今地摊儿经济的风，业内再次呼吁，请给城市民宿正常的生存空间，请通过协调、协商、共议的方式，让这一新兴经济可以走得更远。

四十年前，摆摊儿经济中脱颖而出了一批优秀的企业，也造就了一批新兴的经济领域。四十年后，中国同样可以有这样的心胸和魄力，给城市民宿这样的新兴经济时间和空间，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众望所归。（应受访者要求，张楚岚、诸葛青、王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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